欧宝app欧宝app当我们想象一个五十岁女性的生活样貌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：帮忙料理家庭、照顾孙辈，忙碌到晚上得了闲，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。

　　但在李冬菊这里，妻子、母亲、祖母，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，她最愿意谈论的，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，是个骑行者。

　　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。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，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，后来丈夫外遇，被迫离婚，患上抑郁症。在经历这一切后，52岁那年，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：骑车，上路。

　　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，经济上依赖丈夫，生活上依赖儿子，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，更别提出国了。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。此后的八年间，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，她骑过三个大洲，十五个国家，数以百计座城市，拍下了十七万张照片。

　　李冬菊否认自己是一个“出逃”的女性。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，而是为了求生，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，重新活过。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，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：年过半百，独自一人，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。这一刻，她就要上路去。

　　李冬菊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。最开始，她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“骑行”这项运动，毕竟，她已经不再年轻了。

　　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，飞驰而过的骑行队，她还是艳羡不已。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，“就只是觉得好帅、好神气”。

　　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，是买了个骑行头盔—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，自己在家戴着过过瘾。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，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？

　　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，给她买了辆车。吉安特折叠山地车，一千一百元，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。那是2014年，李冬菊52岁，她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，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。

　　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。她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，从西边骑到东边，想借此结识些骑友，希望能带带她。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她攀谈起来，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。机会来了，李冬菊找到队长，却被严厉地回绝，“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？”

　　她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。自己没有经验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，年纪还大，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她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，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，装备不行。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四五千元，李冬菊一千多的车“骑长途根本不行”。

　　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。她不再在线下寻找，转向了互联网，“因为你心里喜欢这，你又不敢说，说了还老被拒绝。”她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QQ群，不多时，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。

　　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，李冬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汇合，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。在此之前，她连郑州都没离开过。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一千多元办好四国签证，毫无准备，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。

　　虽然稀里糊涂地，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。只是没想到，她又在半路被抛下了。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，各自有不同的标准，加上她年纪大，骑得慢，分歧一天比一天多。同行了一个星期后，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，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她说，“你滚吧”。

　　滚去哪呢？握在手里是部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，连网都上不了。情急之下，李冬菊拿着五万越南盾，向旅店老板连比带画，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。网友赶来把她安顿好，几天后联系人将她送回了国内。

　　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。四国里只到了越南，景点也没去几个，从出发到灰溜溜地离开，不过十天。但李冬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骑行新闻，“像毒品一样，尝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”。

　　于是她又出发了。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，她换上智能手机，学习怎么移动上网；把自己钉在电脑前，一天十几个小时地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，笔记写了几本子。找不到靠谱的队友，就独自出行，也不再好高骛远，从国内的城市开始。

　　儿子怕她孤单，送给她一只小狗，棕色的卷毛泰迪，儿媳妇起名叫犀利。她把犀利抱进车筐里，一人一车一狗，先是去了三亚，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，一路骑到新疆。2015年一整年，李冬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二十多座城市，到了2016年，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，她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呆了一个月，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。

　　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。2019年上半年，李冬菊花两个多月游览了欧洲六国，年中回到家，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。直到年底新冠疫情爆发，这才宣告结束。

　　骑行的过程，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。她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，机械性地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，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。欧洲的住宿费高昂，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，她便自己搭帐篷过夜，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，她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。

　　危险也总在发生。她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，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舍，心里觉得不对劲，给大使馆打了电话，才知道这是黑店，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。

　　离险境更近的一次，是在澳洲的某晚，她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，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——那是她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通常情况下，她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，但就那一晚，兴许是太累了，她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，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。迷迷糊糊中她被灯光和人声唤醒，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，李冬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，也觉得后怕，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。

　　说起这些故事，她语速飞快，话又多又密，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，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。李冬菊珍视它们，那几乎是她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。

　　而李冬菊人生的前一半，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。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，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，被分配去农场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在炊事班干了四年。从农场回到城市后，赶上工厂招工，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。

　　她爱钻研，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，她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，仔仔细细地挑拣开；手也快，厂里其他人三四个人才能打一台车，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，产量时常是别人的两倍。那时她评过厂里的模范标兵，工资每月能有一百多元，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二十多元。

　　后来儿子出生了，丈夫又开始频繁出差，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。纺织厂三班倒，工作强度高，为了照顾家庭，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，调到汽车制造厂，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。

　　时间迈向新世纪，劳动制度改革，铁饭碗被打破了。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，李冬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。44岁那年，她正式从企业内退，失去了工作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，升职为中层领导。在她下岗的第四年，丈夫外遇，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。直到出轨对象给李冬菊打来电话，她才知道这码事。

　　丈夫提出要离婚，房子归李冬菊，自己把钱带走。她气急，说人都没了，要什么钱和房子，丈夫顺势问她，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。那会儿李冬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，“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，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”，于是说着“为什么不敢”就签下字，按照协议上写的，自己什么也不要。

　　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，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。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，李冬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，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：人长得帅，体贴又细心，“像白马王子一样”。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，她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，他保管物资，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，常常去他那儿领面，他低头时，眼睫毛又长又卷。

　　离婚后的三四年，李冬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，觉得天都塌了。在她原有的观念里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就算两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，那也是可以解决的，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？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，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？她很难描述那种感受，觉得愤怒，又觉得伤心和茫然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她每天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，吃安眠药也没用欧宝app，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；白天见着个人，话说不过两句，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，“像祥林嫂一样”，时间一长，身边人都躲着她。儿子见她“眼睛都直了”，把她带去医院精神科，确诊了抑郁症。

　　医生给她开了一大包药，靠着这些药，李冬菊起码能吃能睡了，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。她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，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，只是一停下来，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，折磨得她坐立难安。

　　药的副作用大，对心脏不好，吃了一段时间，李冬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，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，把牙都磕松了。经过这回，她擅自停了药。没停几天，眼又直了，儿子赶紧送她回去复诊，医生说她的情况很严重，得终身服药。

　　但最后她还是把药给停了，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。开始骑行后，她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，直到16年出国，她连药也忘记带，却没再发作过，李冬菊想，是“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她”。

　　从下乡到下岗，再到离婚，李冬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，被推着往前走，从没有自主选择这回事。那些年发生了什么，很多她已经想不起来，也不愿细想。

　　从她52岁第一次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，她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：她要出发。

　　在李冬菊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，又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。后来我们都知道了，那是网名叫“50岁阿姨自驾游”的苏敏。李冬菊不想与之相提并论，她不痛恨家庭生活，没那么坚决，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。她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。

　　李冬菊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。丈夫是中层领导，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，也从没操心过钱。儿子懂事，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，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。依赖着丈夫和儿子，她形容过去的自己“无忧无虑”。

　　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，她只需要按时上班，稍微打扫一下，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。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，几乎不和人打交道。下班后的生活，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。

　　就连骑行，最初她也有恐惧。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第一次骑车，早在儿子上小学时，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，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，七十里地，骑了一天。那次体验并不美好，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，她刚追上，他们就又出发了。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，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。等回到家，连着好几天腰、腿、手腕，哪哪都疼。

　　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，又累又苦，连照片也没拍一张。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，在她“哐哐”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，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，心里一动，干脆也去躺下休息。一聊天才知道，他们都是来徒步的。李冬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，纯靠走吗？那得多慢呀。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，“如果纯粹为了赶路，为什么不坐车呢？”

　　李冬菊被问倒了。她恍然反应过来，自己是独行的人，快或者慢、什么时候停下拍照，可以全凭心意，她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。从这天开始，她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，“风景在路上”。

　　上路就得花钱。过去她对钱没概念，从没有攒钱的意识。从东南亚回国后，她本想立刻骑往西藏，去银行取钱，一看存折，才170元。她不愿再花儿子的钱，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，她干脆去了丽江，开始打工生活。

　　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，同组的年轻人把活都推给她干，她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，心想自己这把年纪，为什么不在家享福享乐，要在这自找苦吃。可哭完她又转念想，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，是为了攒钱旅行。“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”，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。

　　在那儿做了三个多月清洁工作，每月工资一千八，都被她攒了下来。不仅实现了“经济独立”，临近过年，她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，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，“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”。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，见面就喊“奶奶，灰机”，李冬菊笑得合不拢嘴。

　　退休金每月三千多，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，靠着这些积攒，她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。至于穷游的办法，多琢磨总是有的。在欧洲的时候，她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，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，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，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，她能吃两顿。

　　她也感受到，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。骑行澳洲时她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，修车修的她满身油污。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，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她手中夹起。她也觉得自己邋遢，难堪得不行。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，同她打招呼，主动下车拥抱她，“你觉得自己脏，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。”

　　她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。骑过布里斯班时，她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，下车往前走了一百米，看见有黑烟升起。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，她担心是火灾欧宝app，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。路上遇到本地人，李冬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，把他们带去一看，确实是着火，打电话叫来了警察。

　　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冬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，全城的人都认识她了。骑到哪儿，都有人冲她喊“hello!”给她加油。中途她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，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她骑行必经的路口，等了半天就为了给她一根充电线。她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，只是觉得“好开心，好自豪啊。”

　　回想上路的动机，其实非常简单，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。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，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她的臂膀，拓展她的野心。如今她已经64岁了。年龄、金钱，依旧没法阻拦她。等疫情逐渐稳定，她计划开启自己的环华骑行之旅，为了再一次看到更蓝的海水、更绿的草原，和更广阔的世界。

　　今年，她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欧宝app。她在中原地区长大、生活，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，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她眼前时，她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：“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，那墨水般的海面，不夸张地讲，就像丝绸一样柔和，微荡着涟漪。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，除此以外一片静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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